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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爸爸所涉的案子案情复杂

  我的父亲曾是我眼中白手起家的英雄。30年前,我父母从农村到县城,敢闯敢拼、能吃苦,从摆摊到建立自己的房地产公司,最终成为我们当地的首富,资产过亿。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面还有姐姐和哥哥。我出生时,家里经济条件非常好,吃过苦的父母保持着质朴的传统,在我小时候,妈妈给我买100块钱的衣服都会跟商贩讨价还价,不过,在蜜礶里长大的我从来没有为生活发过愁。

  2010年夏天,因为父亲一心想让我成为家族里第一个“留洋学生”,我没有参加高考,直接进入北京一家留学机构补习英语,考托福。十一国庆之前,成绩发布了,我刚刚过线。我高兴地给父母打电话报喜,因为,这就意味着我可以直接申请国外的大学。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却异常平静地叫我先回家再说。

  我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回到家时,父母都在,我们全家人很难得地吃了一顿团圆饭。第二天,父亲走进我的房间,吞吞吐吐地说:“小柳,爸爸的公司最近出了点状况,可能要把你留学的100万保证金先拿出来用一用,不过你放心,等公司运转恢复正常,爸爸马上就安排你出国。”

  我从父亲说话的语气里感觉到异常。但,一切变故都来得太快:不久之后,父亲因为非法集资被捕了,而在公司任职的妈妈、姐姐和姐夫都被抓走,我姐姐当时还尚在哺乳期。

  家里出事时,我哥还有半年才能服完兵役,他想提前退伍,但爸爸通过他的律师给哥哥带话,让他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一夜之间,我由万人钦羡、前途光明的豪门千金变成了一个囚犯的女儿。我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只看到不断有人到家里讨债。

  当时的我,就像一只从小被父母保护在羽翼下的小鸡,突然被人从翅膀下拎出来,丢到了风雨交加的夜里,除了惊慌,就是畏惧。之后那些天,我大脑一片空白,整天整天地不说话,流泪,那一个多月,几乎流完了19年以来因为幸福而欠下的所有眼泪。

  很快,我家的财产全都被冻结,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没收,连一瓶酒都没剩下。我看着工人们从家里往外搬东西,然后在没收的清单上签字。当人去楼空之后,看着空荡荡的房子,我坐在楼上,嚎啕大哭了一整晚。

  家被抄后,爸爸托律师给我带话:他没能让我高考,更没能让我出国,非常愧疚。他嘱托我,千万不能被他的事情拖累,要争取考上大学。

  爸爸的话给绝望中的我点燃了星火。因为错过了高考,我只能参加成人高考。大伯收留了我,管我吃住。记忆中,我从来没有像那个时候一样,专心致志地学习过。这是我唯一能为这个家族做的事情,而且,学习能让我暂时忘记我无法改变的现实,

  那个时候,我也才发现,真正有事干的时候,人的内心是不慌的。从那以后,不管生活如何对我,我都努力让自己处于一种有事可干,有事想干的节奏里。

  2011年年初,哥哥从部队转业了。他没有找工作,回到家的他开始拿着一大堆材料为家里的案子四处奔走。

  这年7月,我通过自考,进入一所三本大学读工商管理专业。也正是在这一年,我的妈妈、姐姐和姐夫分别因非法积资、侵占资产等,被判处有期徒期。而我爸爸所涉的案子案情复杂,迟迟没有被宣判。有传言,他作为主犯,很有可能被判处死刑。

  其实,在能干的父母、精明的姐姐和热情的哥哥的保护下,我一直是个不善于与人交流的孩子,但是,面对爸爸的生死问题,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战胜内心的怯懦,放下原本的矜持,与网友、律师沟通、回贴,努力让外界听我的声音。这段经历是痛苦的,但我收获了强大的抗压力和极佳的沟通能力开放性……

  家人出事后,我的生活非常拮据。大伯和一些好心人要接济我,可我有强烈的自尊心,而且,生活的变故让我危机感很重,我不敢,也不甘就这样接受别人的帮助。而且,我狱中的家人,也需要我提供生活费。于是,我的整个大学时光,除了上课和上网发帖求助,只剩下两个字:赚钱——

  我记得,开学季,身为新生的我到批发市场买了500双拖鞋,到新生宿舍楼下摆摊。可是,菜鸟的第一次试水并不成功,因为我的进货价比超市里的零售价还高出五毛钱!我只能赔钱甩货,结果,我在太阳底下暴晒三天,还亏了300多块钱。

  这以后,我通过网格和朋友介绍,身兼数职:白天,如果没有课,我要到“艾格”去卖衣服;下午四点,一下课,我会飞奔到学校附近的“美的电器”做两个小时的促销员;晚上七点,我赶到一所培训机构教外语;夜里十一点半,我坐末班车回到宿舍,洗漱完毕后,我在台灯下复习一天的功课。

  但是,每年春节,我铁定会回去。因为那是我和哥哥难得的相聚机会,但想到家中种种变故,我们常常相对无言,气氛压抑极了。这种压抑,导致后来很长时间,我与最亲的哥哥联系不多,都不轻意去触及各自的生活。

  我很好强,即使在最忙碌的时候,我的成绩也始终保持在班级上游水平,而且,我每个月几乎都有一笔近3000可观的收入,这,不仅能保障我的基本生活,负担我为爸爸四处奔波求救的路费,我还可以给狱中的妈妈和姐姐送上近2000元,让她们尽量过得好一点。

  2012年下半年,姐夫出狱,他很重情,每月去看姐姐,给她生活费,还尽心照顾着他和姐姐年幼的孩子,这让我的经济负担和对姐姐的担心都少了许多。

  就这样,时光悄悄流逝。我爸爸的案件终于被判了下来:因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巨额资金,他犯下诈骗罪,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在二审的法庭上,我终于见到了一次父亲,而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他。当时,满头白发的父亲,戴着手铐和脚铐,弯着腰,他被两名法警押着,站在被告席上。

  他一站定,就用焦急的目光在旁听的人群中四处寻找我和哥哥,看到我们,父亲的目光才变得安静。

  那一刻,我这些日子铸造的所有坚强瞬间坍塌,我流着泪,向他挥手,失声地喊爸爸。他看着我,眼里噙满了泪水,却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微笑和点头。

  处理完父亲的后事,我调整心情,把精力投入到紧张地学习和工作中:此时,我已经是大四,虽然没有太多课程,但需要写学位论文和毕业论文,我需要在打工之余,挤出大量时间到图书馆查资料,忙得像停不下来的陀螺。

  经历了家庭的变故,我觉得自己的内心,从最初的遭到小挫折就会起波澜的溪流,变成了能有所承担,有所隐藏的更宽广、深厚的大海。

  父亲走后,哥哥沉浸在失意和痛苦中,拒绝了我让他来我读书的省城工作和生活的要求。他选择留在老家,守着我们曾经人丁兴旺,现在人去楼空的家。但他和我对狱中的妈妈和姐姐更加尽心。每个月固定的探视时间,我和哥哥都会带着给母亲和姐姐买的东西去看望她们。因为监狱里的伙食不好,年岁渐长的妈妈身体越来越差,还突然中风,倒在地上人事不省,监狱管理人员赶紧把妈妈送到附近医院治疗,妈妈清醒过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告诉家人”。

  直到我再次去探视母亲看出她走路异常,她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这件事,并一再嘱咐我不能告诉爸爸知道,免得让他担心。

  是的,母亲不知道父亲去世了。为了不影响她和姐姐的服刑心情,我和哥哥、姐夫及狱警都统一了口径:爸爸也在服刑,差不多和你们同时出狱。

  母亲中风后,我每月多给她500元,希望她吃得好些,姐姐那边,我也每月给500元,算是尽我的一点绵薄之力。

  2014年夏天,我不经意间又走到了人生另一个令人痛苦的岔路口。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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