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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pk10官网投注平台她用固定电话接受本报记者

  《经典电影十八讲》是著名影评人、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历年上课所用讲义的合集,最近由中信出版社重印推出。戴锦华在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大学讲电影,向来一座难求,她的思考被公认富于哲理和锋芒。这本书从国内外17位导演的经典电影作品切入,分享她所看到的“超级细节”,所独有的心理冲击,一再重印。

  戴锦华1959年生于北京,1987年参与建立中国第一个电影史论专业,2008年起担任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浸淫电影30多年、阅片无数,她如何看待光怪陆离喧嚣热闹的中国电影现状?在她眼里,中国电影目前处于好的时代还是坏的时代?12日戴锦华接受本报专访,一一道来。

  当记者慨叹进影院有时会觉得“不合时宜”、心理年龄过大时,已过了知命之年的戴锦华抱以宽厚的笑,似乎早经历了这种坎,见怪不怪了。据她观察,电影受众低龄化的趋势,早在上世纪80年代的好莱坞便已开始,主要是一些大片,试图取悦于电影观众的主体——青少年群体。

  “当然,美国主流社会的公众心理年龄,原本只有十六七岁。”她半开玩笑地说。但是,好莱坞不只有大片,还有大量中小成本的情节剧。美国城市也有许多小众影院、艺术影院,供不同年龄、不同趣味的观众选择。还有录像带、DVD、有偿网络下载,各类观众、各种趣味都能得到满足。“你要是抱怨主流影院供应单一,只有炫技、奇观——这是事实,但也要问问自己的电影视野。世界电影是一个多屏、丰富的窗口。你几乎可以从中找到自己获知、审美、愉悦的一切”。

  为了主编一套电影书,戴锦华一年下来看数百部电影。她也会进影院,好片烂片都看——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田野”,“你看票房排行前十名,几乎都是一个调:《小时代》、《中国合伙人》……角色苍白,毫无价值、逻辑的超越性可言;无外乎拜金主义、赢家通吃、成功学”。在她看来,类似的价值观强势不可怕,可怕的是遮天蔽日,全无例外。

  在课堂内外,她引用得最多的是两本社会学名著——《赢家通吃》和《多少算够》,因为那正是对今日社会与电影的单一逻辑的准确描述。“但是,我们毕竟还有《钢的琴》、《太阳照常升起》、《美姐》、《碧罗雪山》,有《让子弹飞》在老式的(男人)斗智故事中喊出了‘公平’的诉求……”她说。

  戴锦华看电影,能看到我们习焉不察的细节。例如《一代宗师》,她提示影片中对脚的特写和呈现。“这里的‘脚’不只是功夫、武术本身,说的是‘中国身体’的美妙,传递的是中国价值”。

  她提醒记者,如果重温这部电影,会发现导演不光是为了炫技的效果去表现脚,所有脚——男人的、女人的、缠足或天足的,在雨里、雪里、在泥泞和血泊中,其近景和特写都是全脚掌落地,平进平出,重心平稳后置。那是有根的脚。她引用一位同行的表述:前脚掌喻示“现代”,一种身体前倾的起跑的姿势,追求速度与效率;后脚跟代表传统价值,意味着根,一种松弛中的力量,一种坚持和守护。

  她看惊悚片《沉默的羔羊》,发现影片的每个重要场景都将女主角克拉丽丝放在“下降动作中”,她总在匆匆下行,比如第一次去会见食人魔汉尼拔,她和精神病院的主事人盘旋走下长长楼梯;抓捕水牛比尔,她从正屋突入到屋后的枯井,视点和脚步多是向下的……全片克拉丽丝几乎从未拾级而上。这种视觉上的下降,既揭示女主心灵的下降(回溯)过程,也让观众不断产生“心里一沉”的紧张感。

  贝托鲁奇经典《末代皇帝》有这样的场景设计:冯玉祥的部队入宫驱赶末代小朝廷,宫里正打一场网球,戴锦华敏锐注意到,溥仪的“洋师傅”庄士敦坐在裁判的高位上,远高于一般的裁判座,“中国近现代史上堪称最重要的一幕,便如此这般呈现于一个西方人的俯瞰之中”。

  谈起中国电影业怪象,比如一部电影出来,“越看越骂,越骂越看”,票房屡创新高,跟风者甚众。戴锦华认为首要的原因,是社会文化的 “价值中空”,电影圈的逐利、短视、无新意,只是社会共同问题的表象之一。

  曾有票房大赢家的电影人表示,“忙着拍电影,哪里有时间想那么多!”她认为,这样拍电影,完全可能是在制造垃圾。“别说他是在埋头种地。农民春播秋收,喂养着人类。导演呢?在收获金钱和成功时,你给人们提供了什么?看人们在‘悲剧’上演时哄笑,或在‘正剧’时一片嘘声,我们难道不知道,电影的确是商品,但是文化商品;

  戴锦华相信,尽管存在着种种怪诞,当下无疑是中国电影工业前所未有的好时代。中国电影作为世界电影史绝无仅有的例外,与中国经济同步崛起。如果中国电影只是大资本涌流的名利场,那么,我们也许会错失当下这巨大的历史机遇。

  但她始终相信优秀的中国电影将涌现。“对我来说,好消息是去年获得柏林金熊的《白日焰火》本土票房过亿。这让我兴奋。并非说《白日焰火》完美无瑕,也不是说它就是我的最爱。但我兴奋于中国观众、中国电影市场显现了多元化的可能”。

  读+:20年过去,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霸王别姬》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高峰,迄今无人跨越。为什么你对这部电影不太满意?

  戴锦华:《霸王别姬》是一部佳作,我的角度更多是文化症候批评。当年分析时,关注的是其中的历史呈现的扁平化。日寇纵马开进北京,日军枪决抗战志士的场景,只是为遭唾弃的程蝶衣提供迷乱、狰狞的舞台。当解放军进北京,陈凯歌安排小楼、蝶衣与张公公重逢,两人分坐在公公身边,在一座石阶上,以观众身份目击了那一现当代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20世纪历史与人之命运的纠葛,在类似历史“景片”式的处理中成了浮光掠影。

  读+:张艺谋新片《归来》算是接续《霸王别姬》、《活着》的传统,在向现实主义回归吗?

  戴锦华:呵呵,对不起,我无法苟同。我认为《归来》是一部烂片。对其意义的任何评价只会抬高它。也许张艺谋只想拍一部感伤主义的言情片,但即便如此,影片的最大失败,是基本情节、逻辑都无法确立。

  毫无疑问,冯婉瑜的失忆症是剧情关键。但这究竟缘何而来?她记得痛苦的一切,唯独不认丈夫?若说关节点是“方师傅”,是对丈夫的负疚,那么其病态表现岂能只是“不锁门”?如果说其症状是原作所写的“老年症”,那么她何以清晰地记得丈夫信中的所有“指令”,逐月前往车站守候?如果她记得此后的一切,又何以始终无法分辨修琴师傅、读信人……是同一个男人?影片的社会症候可谓极端丰富,但当核心情节在心理学、社会学、情节自身逻辑上都无法成立时,巩俐、陈道明及其精彩的表演也无从补救;一切分析都太过“奢侈”。

  若说现实主义就是一套营造“透明”叙事的成规、惯例,那么,《霸王别姬》、《活着》始终不失为出色的“现实主义情节剧”。《归来》是大踏步倒退。尽管我对《归来》毫无期待,但影片对我来说仍跌出了下限。

  读+:你认为好几个有名的中国导演最终都背叛了第五代电影的文化及艺术初衷,那么这个“初衷”是什么?

  戴锦华:我以为所谓“初衷”也是上世纪80年代的共同梦。民族忏悔、民族自新、文化更生。我们相信自己对历史与现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曾认定自己应肩负起文化反思、历史追问的责任,我们应承担对中国文化自觉的批判与重建。曾经,第五代共同选择了艺术电影的路径,以原创表达去建构中国的声音。文化批判的勇气正来自一个充满希望的、开敞的未来视野。今天看来,也许大而无当,却曾经充满力量与真诚。也是这一切,创造了了第五代最初的杰作与辉煌。

  读+:《富春山居图》这样的电影,越骂越多人看。这种审丑现象与当年《英雄》的遭遇有什么区别?

  戴锦华:我不会用“审丑”这样的词来描述这类电影。实际上,所谓审丑是审美的一种,是现代主义美学的变形,它不仅通过呈现一种狰狞的丑陋形态,给人以惊吓、甚至作呕感,同时有意识地颠覆传统的审美意识形态。

  我不认为你说的那些电影属于“审丑”类型。它不美,是因为画虎不成反类犬,试图营造美、至少是娱乐,结果丑陋滑稽。《英雄》到底还营造了风光明信片式的形式美,影院内的视听震撼,只是意义可疑、人物苍白。《富春山居图》一类的,就只有无语了。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单纯地否定商业电影或电影的商业性——这原本是电影的属性之一。我反对的是以资本的逻辑取代文化的差异性逻辑。资本的逻辑不仅是逐利,而且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也就说暴利。其结果就是繁荣的电影业生态失衡,甚至比好莱坞还要单调得多。

  烂片高票房的原因,人们谈了很多。我个人的观察是,我们的确仍缺少相应的电影文化,人们观影完全受制于院线排片档期。年初的《大闹天宫》几乎是春节档的唯一电影,“无选之选”。观众不主动选择,就往往陷入被动选择。另外网络也推波助澜:人们看片是为了获得怒骂的资格,结果便是恶评如潮、数钱抽筋的奇观。

  读+:《变形金刚4》正在创下票房新高,IMAX厅的影票更卖到断货。一个老问题——电影的本质应该是什么,视觉奇观、梦境?光有这些够不够?

  戴锦华:当然远远不够。必须补充的是,经历全面的数码转型,曾经由电影承担的艺术与社会功能,正被越来越多地为新媒体所分享,电影正在重新定位并寻找方向。

  《盗梦空间》、《地心引力》代表了好莱坞对新的电影叙事及其形态的尝试。但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应对数码转型带来的危机感的极端形式。3D或IMAX不会是未来电影的全部。只要电影继续存在,奇观或超级英雄便只能是多级中的一极。

  电影早在20世纪便证明自己有能力处理人类有史以来最微妙、最幽隐的命题,而绝非娱乐杂耍一端。而中国电影要配得上第二、甚至第一电影大国的身份,必须多元、多彩,提供不同的价值选择。

  读+:你有没有一种感觉,这些年电影创作者除了炫技和跟风,似乎越来越无力把握历史和现实了?

  戴锦华:总的说来,这是一种全球共同的状况,冷战终结,历史的纵深感消失。仿佛历史成了某种平行的、空间性的存在,可以随意组合放置、穿越。中国的特定情形是,我们似乎正伴随中国崛起赢回自己的文明古国的历史记忆与表述,但另一边,却整体地丧失了讲述“千年变局”的20世纪历史的可能。

  原因有些复杂。我想,我们不可能单独苛责电影人,这是全社会的问题,多数学者、思想者也未能提供答案。但我以为电影人应该参与对答案的探寻,而不是自以为真理在手,或宣称从来没有真理这种东西。

  读+:在中国电影的女性角色图谱里,《万箭穿心》中的李宝莉能站到什么地位?

  戴锦华:这是我会支持的电影。就其制片规模来说,它也是一部获取了商业成功的电影。我支持这类电影,是因为它尝试去呈现、触摸社会中被边缘化了的多数。李宝莉是一个成功的女性形象。但我不认为这部电影与女性主义有特定关联。

  读+:近年最有影响力的新人,都从电视界出来,而不再是传统的电影界,比如韩流明星李敏镐、金秀贤,中国明星杨幂等。人们甚至觉得,许多美剧制作精良,已经不下于电影。电影还拥有大众文化中比较精英的地位或特征吗?

  戴锦华:就某些方面看,的确越来越多的电视人进入电影业。这个现象更突出地存在大众明星和流行文化中。反例一样多啊。至于电视电影、电视剧的制作水准与社会影响的提升,我更倾向于联系着数码转型来讨论。

  随着柯达公司破产、美国关闭了最后一家电影胶片洗印厂,电影的数码转型已成了全球性的事实。因此,许多原来横在电影(故事片)与其他视听艺术间的高墙倒掉了,电影与电影、录像艺术、卡通之间的互动,变得频繁而直接。一边是诸如HBO的《规则改变》、《烛台背后》、BBC的《黑镜子》等等达到了当年艺术电影独有的原创与精美,一边是此前的录像艺术家制作了《饥饿》、《为奴十二载》这类杰作,而《布达佩斯大饭店》这类的佳作则复制着创造着卡通式的视觉美丽和效果。只要影院仍存在,仍吸引着人群并创造着独特的心理、文化、娱乐体验,电影艺术就将继续引导着新旧媒体、视听艺术与文化的发展。

  戴锦华是北大最受学生欢迎的女教师之一,每次上课教室里人满为患。她也是北大最有个性的教师之一,从不用讲稿和PPT,指间夹着香烟,意态从容回答五花八门的提问。她穿西装比男士更有风度。听过她课的学生评价:你得竖起耳朵,专心致志,迎接她一串串平实的术语、一桩桩犀利的观察。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每一桩历史巨变:‘文革’、改革开放、上世纪80年代、国企改革等等,每一次巨变都是深刻的。我唯一的是尚有定力。”保有对电影的爱,保有对社会的关注和敏感,她自信不会落伍。电影仍是丰满而快捷地展示变化的窗口,她仍能不断地捕捉、获取。

  戴锦华很忙,盛夏之际仍在外旅行。回京的间隙,她用固定电话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找她谈事的人两次打进她手机,每次她都向记者表示歉意。她在学术上坚持独立和女性主义立场,在生活中是个随和的人,待人平和风趣。

  而且她很低调,日常。“我不认为自己有多理想主义。我做事为人只求心安和快乐。”她笑笑补充:其实在现时代,理想主义的含义也大大降低了,只要不一味贪财逐利,就会被称作“理想主义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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