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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院线坐不住起来控诉被大规模“退票”但场

  对中国电影来说,票房造假没什么新鲜。前有《阿童木》(2009)虚报票房引广电总局介入调查,后有《叶问3》(2016)8000万假票房轰动纪录,如今《后来的我们》涉假票房只不过是其1/6,真不算“成绩突出”。

  但梳理下来近十年的“票房造假”历程,值得玩味的是,这场牵扯电影产业链三大核心环节——制片、发行、院线的权利游戏,“头号玩家”在一点点转移,曾经是院线“偷票房”笑傲江湖,后有发行勾结院线“买票房”瞒天过海,如今则有了制片、发行联合票务平台偷梁换柱,玩得院线团团转的趋势。

  我国电影利润分配方式是:电影净利润=票房收入-国家电影专项资金(即票房收入X税率,此前为税率为3.3%)。为了偷税漏税,影院虚报瞒报票房成风,业内也称这种“虚假票房”为“偷票房”,当时每年计算机售票系统统计的全国电影票房比市场线%左右,包括《赵氏孤儿》(2010)、《盲探》(2013)、《风暴》(2013)等电影都曾遭遇影院“偷票房”。

  这个时代票房造假的手段五花八门,比如“废票利用”(一张废票多次使用,每使用一次就偷一次票房),“手写票钻空子”(手写票不计入票务系统),“捆绑套餐” (把影票价格摊进套餐饮料和爆米花费用中赚取差价)、“改系统”(人工进入电脑票房统计后台终端修改数据)、“双系统”(影院用两套系统作业,一个记账,一个报账)。

  2014年以后,第三方的票务数据逐渐增多,比如时光网、猫眼电影、格瓦拉等app可以实时查询电影票房,广电总局电影专项资金办公室(国内统计票房的专项机构)也开通可实时查询的公众平台,再加上“偷票房”行为被电影局明令禁止,违规影院被公示曝光接受处罚,观众也有了警惕性,影院开始有所忌惮,近几年“偷票房”有收敛趋势。

  买票房的时代细看之下,也分两步走。先是发行方自掏腰包真金白银买票房或者给院线%的场次,《英雄之战》(2014)自掏腰包狂买了上映前三日的电影票,主要是为了提高影院上座率,制造数据做事件和口碑营销,或是赠送和低价售卖电影票给观众,不仅制造了高票房的假象,引人关注进而来看片,还能排挤同期竞争影片。

  但花钱买票房毕竟是杀敌100,自损80的做法,商业的本质是“趋利避害”,于是在自掏腰包造假之后,发行方想出了勾结院线虚买票房的办法,片方和发行方只要花很少的钱,就能制造出很高的票房数字,此前有行业消息称,最低只需花费8.3%的资金(交5%的专项资金和3.3%的营业税)就能制造100%的票房,“幽灵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运而生。

  业内称“幽灵场”为“过数”,实际上就是做假场,制片方、发行方不从中分取票房利润,只是为了刷票房数据,院线则从中拿一部分好处费,往往只是电影票面价格的1/10。如果制片方自有院线资源,则好处费可能都省了,并且操作起来神不知鬼不觉,8.3%资金换取100%票房的最低成本就属此列。《捉妖记》(2015)被曝光的那些不正常排场都出现在百老汇院线,而百老汇院线正是制片方安乐影业管理的。

  文件要求:电影院在票务软件中编排的放映计划(包括放映影片和开场时间等)必须与实际放映相一致,所有实际放映的场次(包括会议租场中的放映)必须如实地在票务软件中编排或登记相应的放映计划。——就是要求系统中排片的场次必须放映,放映的场次也必须在系统里登记,以杜绝实际没有放映或者没人观看的“幽灵场”。但这一条细则在现在看来,也为院线在《后来的我们》蒙受退票不能关场损失埋下了“伏笔”。

  票房造假的第三阶段,则是由近期《后来的我们》票房造假争议开启。虽然现在无法判定造假问题到底出在谁的身上,但这次造假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是,跳脚的不是被瞒报票房的制片方或者发行方,也不是观众碰上幽灵场投诉,而是院线坐不住起来控诉被大规模“退票”但场次锁定无法取消坑惨了。具体情节可参见《后来的我们》学会了造假。

  而此消彼长的,是票务平台作为互联网时代兴起的电影产业链新要素,正掌握越来越多数据优势和渠道壁垒。数据显示:2018春节档有90%的观众是线上购票,最高峰大年初二的历史数据已经突破了92%。大年初一的12.6亿体量中,有88%左右的份额为在线购票,猫眼平台出票超过1623万张,占比超5成。淘票票宣称春节7天超过1.4亿人次走进电影院,淘票票购票人次占比43.6%。

  商业社会“趋利避害”是本质逻辑,让产业链上的“商人们”自觉反垄断是不可能的,所以监管则成了最重要的制约力量。除了目前网络讨论中对于加大惩罚力度、造假承担刑事责任等建议以外,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后来的我们》不止是一个造假问题,背后折射的更大问题是日后我们如何面对电影产业垂直垄断的问题——即当制片方、发行方、票务平台三位一体,甚至是有一天延伸至院线,那么观众将成为任人鱼肉的“肉鸡”。

  早在1928年,电影界的老前辈美国,就曾由司法部状告派拉蒙等10家发行方同时经营制片和影院业务,涉嫌垄断的案子,派拉蒙们在自己的影院里面,用大片捆绑放映自己的B级片,达到强制销售的效果,挤压小制片商和小放映商的生存。最终,美国电影公司和手里的院线、影院被迫拆分,电影公司不允许涉足院线,院线也不允许投资电影。

  除此之外,更深一层的问题是,“唯票房”的电影行业“价值观”是否还适合现在的中国?是否应该增加其他“价值因素”以均衡?票房统计最初用来作为制度监管、市场体现的工具,但如今已经成为决定电影生死的唯一标准,电影的商品属性使其无法逃脱“利益”争夺,但是如何引导行业、观众去客观看待票房,可能是更难完成的责任。

  但如今的中国观众面对的一是被造假的票房,二是被操纵的口碑,所以除了票房造假,口碑的权重分级与客观标准如何塑造,豆瓣等评价体系,是否应该引入第三方客观的专业影评(官方组织杜绝被片方买通),专业电影批评的价值权重如何提升,五毛党水军如何杜绝,这些不止是净化电影环境的手段,也是培养中国观众电影审美意趣的必经之路,是建立文化自信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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